郭嵩燾和劉錫鴻的思想是有差別的，但差別並不能從“先進”還是“落後”中尋求，而或別有所在。從郭嵩燾一方説，當時的中國人常將西方視為與中國不同的夷狄，郭氏則強烈反對這種觀點。他借論西方傳教士而批評中國疾聲攘夷的士大夫曰：“教師化異己而使之同，中國士大夫議論則拒求同於己者而激之使異，其本源已自殊絕，宜其足以病國也。”郭嵩燾屢屢大聲疾呼，其志在力矯中國士大夫“拒求同於己”的做法，而意欲“化異己而使之同”。
也就是説，當其他人僅注意到中西差異一面時，郭嵩燾的獨特之處在於看到了中西相通的地方。這使他在出使前就能意識到“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這種觀點的突破性，不止是一般認為的從“器物”層面進至“制度”層面去認知西方，更在於它意味着西方的富強並非基於和中國不同的道理，中西文明本質上是可以相通的。
也正因具備了這種眼光，才使得郭嵩燾在出使中能看到西方有道，甚至意識到“自西洋通商三十餘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的景象。在他的視野裏，“道”是超越而貫通乎中西的，所以他甚至能接受一種西方有道、中國失道的景象。
劉錫鴻認為西方技藝是“末”，中國的綱常倫理是“本”，主張整飭綱常倫理，反對洋務派專注西方技藝的做法.郭嵩燾認為西方技術是“末”，西方政教是“本”，日本明治維新全面學習西方，國力增強反對洋務派只學西方科技，主張不僅學習西方技術，還要學習西方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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