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沽分兵的長征故事

1935年5月15日，紅軍先遣部隊司令員劉伯承派人給駐守德昌的川康邊防軍第十六旅旅長許劍霜送信，希望他讓開紅軍北上的道路。礙於情面和壓力，許劍霜將信轉送西昌劉元璋司令，同時在16日與紅軍剛一接觸就後撤至西昌。次日，紅一軍團佔領德昌，主力紅軍沿安寧河兩岸分兩路向西昌前進。

5月20日，朱德總司令在禮州向全軍發出電令，作出搶渡大渡河的行動部署。3名中共西昌特支黨員與紅軍接頭，向先遣部隊介紹了冕寧的敵情社情和行軍路線，為中央做出“瀘沽改道分兵”的重大決策奠定基礎。5月21日，中央軍委在禮州土官莊召開會議，史稱“禮州會議”，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率先遣隊前進的《偵察報告》，決定主力軍改由冕寧經大橋拖烏過彝區，在安順場搶渡大渡河，而第二先遣團則偽裝成主力走越西大道迷惑敵人。

紅軍過冕寧之後進入彝族地區。在瀘沽兵分兩路：一路走大道，到大樹，佯攻富林﹔一路經現在石棉縣栗子坪、擦羅到安順場。擦羅當時有劉文輝的軍糧站。紅軍把糧食分給當地羣眾。正是由於紅軍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順利抵達安順場。蕭華上將詩雲：“健兒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夾道迎。安順場邊孤舟勇，踩波踏浪殲敵兵。”歐陽文中將詩雲：“喜得彝胞來引路，勝利抵達安順場。”這些都表明了紅軍的軍民魚水關系。紅軍得到少數民族羣眾的支持是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