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清代官典制度規定，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員出行方可坐綠呢大轎，三品以下則坐藍呢轎。
古代官轎大致分為三種顏色：金黃轎頂，明黃轎幃的是皇帝坐轎棗紅色的是高官坐轎低級官員以及取得功名的舉人、秀才則乘坐綠色轎子。 清代的宗親、朝臣、命婦等達官顯貴乘坐轎子有嚴格規定，不準逾制。
三品以上及京堂官員，轎頂用銀，轎蓋、轎幃用皂，在京時轎伕四人，出京時轎伕八人四品以下文職官員轎伕二人，轎頂用錫。直省總督、巡撫轎伕八人司、道以下、教職以上官員轎伕四人雜職乘馬。欽差大臣三品以上轎伕八人。
這些坐轎官員主要指文官，至於武職，雖官至一品也不準坐轎，只能騎馬。將軍、提督、總兵等年過七旬不能騎馬者，要想坐轎也必須事先奏請恩准。一般官員出外長途跋涉則另乘眠轎，即將應用各物置之轎中，可做卧牀使用。
這種轎子要比普通轎子大一些。官員乘轎出行時還要鳴鑼開道，對於開道的鑼聲也有嚴格規定。知縣出行鳴鑼七響，意思是軍民人等齊閃開知府出行鳴鑼九響，意為官吏軍民人等齊閃開一品大員和欽差大臣出行時則鳴鑼十一響，意思是“大小官吏軍民人等齊閃開”。
擴展資料：
轎子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特殊的交通工具。有人説，轎子是一種不用車輪的車，這話不是毫無道理的。《隋書·禮儀制》載：今輦制像軺車而不施輪，用人荷之。沒有輪的“車”，用人抬着走，這便是轎子了。據史書記載，轎子的雛形遠在夏朝時期就已經存在。
《尚書·益稷》中，記述大禹治水時自稱：“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四載”當中，就包括原始的轎子。對此，《史記·夏本紀》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1978年，在河南固始縣侯古堆開掘的春秋戰國的古墓中出土了三乘肩輿（轎子的古名）。它們製作頗為精巧，包括屋頂式和傘頂式兩種類型，説明在此之前，肩輿已有了一段較長的發展過程。
從先秦到兩晉時期，統治階級主要是乘車外出。雖説當時轎子還不流行，但是在皇室貴族的一小部分人中還是越來越喜歡用轎子的。晉朝顧愷之在他所畫的《女史箴圖》中，就生動地描繪了西漢成帝與班婕妤同乘一駕肩輿的情景。
如果從地區來看，則在南方交通不便的山區中，轎子的普及較北方平原為快。但是直到唐朝，肩輿除了帝王乘坐之外，一般還僅僅為婦女和老弱有病的官員所享用。唐朝著名畫家閻立本有一幅《步輦圖》，就是畫的唐太宗乘轎的情形。
《舊唐書·玄宗紀》載：唐玄宗一次歡宴百官於上陽東州，醉者賜以牀褥，“肩輿而歸，相屬於路”。一時乘肩輿者很多，然而乘轎畢竟是皇上的恩賜，轎子還不是社會通用的交通工具。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肩輿在山區用得比較多。
當年武則天到萬安的玉泉寺時，就因為山徑危懸，要用準備好的肩輿上下，卻被王方慶諫阻了。這證明當時確是有人用過肩輿上山。《舊唐書·盧程傳》説，盧程到晉陽宮去冊封皇太后時，“山路險阻，安坐肩輿”
轎子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得到較大普及的是在宋朝。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中，繁華的北宋京城汴梁大街上有許多轎子出遊。這些轎子雖然同漢唐時期的轎子大同小異，仍兩人抬槓，但選材精良，以硬木為主，上雕花紋飛龍，造形美觀。樣子和近代見到的大致相同。
南宋時，轎子的使用進一步推廣。《宋史·輿服志》中説：“中興東征西伐，以道路阻險，詔許百官乘轎……”。到明朝中後期，連中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肩輿，無一騎馬者”（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明清時期，轎子發展為四人抬或八人抬。
王公貴族之所以越來越寵愛轎子，是因為坐在這種特殊的交通工具上，無車馬勞頓之苦，安穩舒適。清朝文人王漁洋有詩道：“行到前門門未啟，轎中安坐吃檳榔。”這時，轎子已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重要代步工具。
古代的轎子，大致有兩種形制或類型，一種是不上帷子的涼轎，也叫亮轎或顯轎，一種是上帷子的暖轎，又稱暗轎。不同的官品，在轎子的形制類型、帷子的用料顏色等方面都有嚴格的區分。如明清時期的一般官吏，得用藍呢或綠呢作轎帷，所以有藍呢官轎、綠呢官轎之稱。
另外，轎子按其用途的不同，也有種種不同的名字：皇室王公所用的，稱為輿轎達官貴人所乘的，叫作官轎人們娶親所用的那種裝飾華麗的轎子，則稱為花轎。抬轎子的人有多有少，一般二至八人，民間多為二人抬便轎，官員所乘的轎子，有四人抬和八人抬之分。
如清朝規定，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撫乘“八人抬”，督撫部屬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欽差大臣，乘“八人抬”等。至於皇室貴戚所乘的轎子，則有多到10多人乃至30多人抬的。
古代轎子的形制上也有規定。例如在清初皇帝后妃乘坐的豪華的輦，親王坐的轎子是銀頂黃蓋紅幃。三品以上大官雖可用銀頂，皂色蓋幃，在京城內四個人抬，出京用八人。四品以下只准乘錫頂、兩人抬的小轎。至於一般的地主豪紳，用黑油齊頭、平頂皂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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