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想要表達的是個人、家庭與羣體、城市之間的同構命運。
“光字片”是北方吉春市的邊緣棚户區，這裏有木材廠、醬油廠、拖拉機廠、軍工廠等，居住的大多是新中國的第一代工人家庭。
這些家庭裏，有如周志剛這樣的支援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也有“六小君子”這樣的“工二代”，以及周楠、周玥和周聰這樣的第三代。
它是光榮與夢想的同義詞，也是困惑與艱難的近義詞。
電視劇從1969年周家子女上山下鄉為故事起點，逐步展開了共和國50年發展演進的宏偉畫卷，其中涉及了上山下鄉、三線建設、恢復高考、知青返城、改革開放、反腐倡廉等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節點和事件，而劇中這些工人羣體家庭的歷史命運也就隨之跌宕起伏。
這樣，光字片就有了極典型的意義，成為了中國城市50年發展的一隻“麻雀”，而電視劇也就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家庭故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故事”了。
在注重長時間跨度帶來的歷史深度的同時，《人世間》還從空間的角度拓展了故事的寬度。
光字片猶如蒲公英的花托，隨着光字片的人從這裏出發，像種子向外飄散。
隨着周志剛，我們來到了四川三線建設前線的起伏大山中隨着周秉義，我們看到了生產建設兵團的雪山農場隨着周蓉，我們見到了貴州的青綠山水隨着駱士賓和水自流，我們見證了深圳的迅速崛起。
多樣化的空間通過人物關係的牽連為電視劇構造了一個蒲公英般的輻射與漂移狀的故事世界，強化了電視劇容納社會歷史的能量級。
從北方到南方的對角線既畫出了劇中人物的種種命運，也畫出了國家發展的變奏曲線和強弱聲調。
但最後，這些從光字片飄散在外的人們又都回到了這片生養自己的土地去見證光字片的消失——這既是光字片老百姓幾代人的期盼，也是以郝省長與周秉義兩代共產黨幹部為代表的黨和政府對百姓美好生活莊嚴承諾的兑現。
《人世間》中的世界當然並不全然和諧美麗，也充斥着各種矛盾衝突、思想困惑和人性複雜，但難得的是這個世界中的人們始終沒有喪失對美好生活的執着嚮往、竭力追求和相互扶持，從而讓這一方人世間成為值得留戀的有情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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