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對於文官的考覈，有兩種形式，一是京察，二是外察。顧名思義，外察是考察京城以外的文官，京察是考察京城內的，而京察，又成內計。
洪武十四年，京察之法誕生。
所謂的京察，就是給這個官員打分，五品官以下，衙門正官考察下就好，五品官以上，就得由皇帝親自裁定。
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京察確實是給了京城文官，一個警示作用，清潔官場挺有用的。
京察是明代吏部考覈京官的一種制度。洪武時規定三年一考，後改爲十年一考。弘治年間規定六年舉行一次，清代改爲三年，以“四格”、“八法”爲升降標準。
“四格”爲：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績列爲稱職、勤職、供職三等。列一等者記名，得有升任外官的優先權。守，代表操守，分廉、平、貪政，代表政務，分勤、平、怠才，分長、平、短年則指年齡，分青、中、老。
“八法”爲：貪、酷、無爲、不謹、年老、有疾、浮躁、才弱。分別給以提問、革職或降級調用的處分，年老和有疾者退休。
“八法”後去掉貪、酷，改爲“六法”。按照“六法”考覈後，被認定爲“不謹”“罷軟”者，革職處分屬“浮躁”“不才”者降職處分“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京察與大計制度的存在，本身目的在於獎優懲劣，使各級官員能夠恪盡職守，爲帝國統治做出貢獻。然而正因爲涉及了官員的獎懲，結果造成徇私舞弊等結黨現象十分明顯，在發展的後期已經很難真正實現應有的作用。“長官往往博寬大之名，每屆京察，只黜退數人，虛應故事，餘概優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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