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數字經濟能夠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互聯網的普及讓知識的獲取打破了時空限制，降低了信息的非對稱性與非完整性。只要有互聯網設備，人們可以大幅降低獲取學習資料的成本，落後地區在這方面存在着後發優勢。數字經濟能夠有效改善落後地區學習資源匱乏的問題，與發達地區的高人力資本存量相比，落後地區的人力資本存在更大的提升空間，所以數字經濟的發展可能對低經濟水平地區產生更大的影響。
第二，數字經濟憑藉搜尋、複製和運輸成本等特點，能夠促進技術擴散和知識外溢，使落後地區實現“蛙跳式”發展。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引進市場上較為成熟的數字技術，利用技術擴散促進增長，引進技術的成本要比最初研發的發達地區付出的成本低很多。
第三，數字經濟促進了市場一體化，提高了匹配效率與市場可達性。平台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模式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商業模式的禁錮，極低的搜尋成本能提高匹配與交易的效率，還可能創造一些新的消費需求。電商平台的盛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區域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物流等交易成本，促進了國內市場的一體化，這可能對落後地區產生更大的影響，提高了市場可達性，顯著擴大各地地方性產品的銷售空間。
第四，數字經濟催生了數據這一新的生產要素。經典的經濟增長模型只包含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兩大要素，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資源是關鍵的生產要素。而每一種新的生產要素的出現，都必然帶來新產業的湧現，帶來產業在空間上的重新佈局，為欠發達地區提供新的發展機遇和實現追趕的契機。如近年來，一些西部省份正在加快推進大數據產業的建設卓有成效。由於地理環境、資源稟賦等原因的限制，這些地區長久以來是經濟發展的“窪地”，只靠傳統傳產業的發展很難實現高速增長。大數據產業打破該地區發展傳統經濟時面臨的激烈競爭，發揮其氣温低、電價低等比較優勢，從而帶動該地區實現比發達地區更快的增長。
第五，數字經濟可能重塑經濟地理格局。數字經濟能夠極大地降低交通運輸成本，數字經濟增加了企業選址的自由度，在面對發達地區較高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時，助推企業往低房價、低用工成本的地區遷移。比如，中國整體產業及服務業的集聚程度從2011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互聯網的發展削弱了經濟發展的時空約束，降低了企業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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