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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行為具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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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行為具有的意義

意在限制宂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目的。

宋仁宗時期,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着北方和西北邊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但范仲淹也因此,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第二年,就被排斥出朝廷。范仲淹經歷第三次被貶後,仕途便再沒有起色了,後來因范仲淹年老,且身體不適才被調回鄧州。

北宋初期社會各方面危機重重,眾多社會問題亟待解決。范仲淹以一名政治家的身份在官場中將其道統思想付諸於國家治理的具體措施中,及時指出存在的政治弊病和社會陋習,規勸君王把儒家聖人之道運用到治理天下的具體實踐當中。因此,范仲淹道統思想極具政治性和實用性。

范仲淹道統思想具有政治性。范仲淹作為一名政治家,在北宋初期對君王的勸導和實際的政策決議中主要是針對當時的政治情況而提出的。因此在參與政策改良和政治改革過程中,范仲淹道統思想主要是為了維護當時的政治統治和社會治理。范仲淹道統思想中尤其重視和提倡君王要“以聖人之道治天下”。

范仲淹站在歷史的角度探尋儒家聖人之道的起源和內容,分析堯舜禹、三王及唐朝的統治措施和政策實施效果,從政治治理的角度看到了仁義對於君王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因此,范仲淹把聖人之道,包括忠孝、仁義等作為君王行政的必要措施,希望君王重視聖人之道的重要性,並在政治管理、選才用人等各個方面以仁義為行為準則。

由此,君王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才能像堯舜三王一樣受人愛戴,為人們讚揚。范仲淹把聖人之道和孟子的王道結合起來,吸取唐朝五代的教訓,特別重視儒家道統思想中的王道思想,反對霸道思想。

範仲在政府奏議、朋友往來書信以及賦文詩歌中都貫徹有仁、仁政和王道的思想,如《奏乞兩府兼判》、《上時相議制舉書》、《答趙元昊書》、《用天下心為心賦》、《政在順民心賦》、《君以民為體賦》等等。可見范仲淹對於仁政王道的重視。

“以聖人之道治天下”包括了仁義忠孝禮樂等思想,這既是對儒家仁政思想的肯定和發揚,也是君王政治統治的重要措施。范仲淹看到了堯舜、三王實行王道的良好政治影響,贏得了民心和美名。范仲淹進一步分析未實行王道的局面,以此亡國的政治危難為實例,規勸君王行王道,遠離霸道。

范仲淹道統思想中“宗經則道大”的觀點,主要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象而提出的,“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范仲淹挺身指出社會弊病,希望士人“皆能熟經籍之大義”。范仲淹把儒家典籍作為國家科舉取仕的重要內容,為政治人才選拔、朝廷官員考核等方面提供了依據和標準。

范仲淹認為國家官員都是科舉考核通過的,然而現在的讀書人並不重視六經的學習,這對於儒家道統思想在政治上的普及和運用就有很大的侷限。因此,范仲淹便從學校的教習內容和考核制度着手,從教育之初開始培養和重視儒家六經。

這使得儒家道統思想的內容可以很快的運用於國家管理和政策制定當中,極具政治效果。范仲淹道統思想主要圍繞政事展開,其內容大多針對為宋初政策制定和規範君王行為,因此其道統思想具有政治性。

范仲淹道統思想重視實用性。范仲淹提倡韓愈的道統學説,首先在文章上主張“文以載道”,強調文章的作用和實用性。范仲淹一反以往的章句訓詁和華而不實的文章文風,強調文章的作用在於載道、傳道,這樣古道才不會被扭曲和遺忘,文章也才能發揮其真正的作用。

“學不通經,無以致用,而立志者學之基也。”范仲淹認為年輕人要學習儒家經典,並將所學內容要運用於實踐之中,這是每個年輕人學習的根基。范仲淹還説:“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

范仲淹重視儒家經典的學習和研究,但是鑑於又擔憂缺乏實事的思考和實踐。因此,范仲淹並不主張死讀書而不聞窗外事,講求讀書之後的實踐和實際效果。把時務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之一,聆聽青年人對待社會時政的看法,這讓青年人不至於一心只讀聖賢書。

講到禮儀時,“見者之謂智慧,述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常而共久,何患易盈”可見范仲淹以致用為目的,並不是流於形式,非常看重禮義的實用效果。

二、范仲淹道統思想的現代價值

按照韓愈提出的道統發展歷程來看,儒家道統思想在孟子之後便沒有人傳承下來。在道統思想失傳期間,佛道思想影響逐漸擴大,以至於在唐末五代時,儒家道統思想競爭力也逐漸下降。

直至宋初范仲淹在政局不穩、經濟堪憂及佛道思想混雜的時期,深刻認識到儒家道統思想的重要性,重視發展和弘揚儒家道統思想,將儒家道統思想運用於政治實踐中,使得儒家道統思想得以發揮其作用。

這對於當時的社會治理和儒家道統思想發展尤為重要,在整個中國道統思想發展史中更是重要的一環。然而其道統思想的魅力和價值還遠不止於此,以史為鑑,古為今用,范仲淹道統思想仍有很大的現代價值。

施仁義,以人為本。發揚施仁政,踐行以仁為本的治國理念。范仲淹尤為重視統治者要實行聖人之道,並指出忠孝仁義禮樂為聖人之道的重要內容。范仲淹認為自道統開始之初,仁義就是其核心內容,是堯舜禹、三王得以功成身就的原因。范仲淹以堯舜三王為學習榜樣,以此為君王提出諸多踐行仁義的政治措施。

其中君王實行仁義的重要舉措就是實行王道,反對霸道,這是仁義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現。實行仁政不僅要順應民心,還要視民如子。“聖人居域中之大,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支,每防怠惰調百姓而如調百脈,何患糾紛先哲格言,明王佩服。

愛民則因其根本,為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庶……每視民而如子,復使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為家,齊萬物於一體。”實行仁義,反對霸道,以民為貴的思想在如今仍着實重要。

此外,范仲淹還從反面指出管理者不應該做的一些行為。“桀紂好利慾,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可以看出,范仲淹認為管理者和統治者要實行仁政就不能好利慾、兵刑、逸豫。這也對現階段各級管理者有着警醒作用,在崗位中各司其職,承擔好自己的責任,履行好自身職位的義務。

學以致用,實現人生價值。熟經籍大義,主張學以致用。作為傳道之書的儒家經籍,范仲淹認為宗經則道大。宋初,“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社會對儒家思想不夠重視,因此對儒家典籍的學習也逐漸減少。

范仲淹提出重視儒家典籍,並把社會治理和政治改革等同儒家思想結合起來,增加儒家道統思想的政治性和實用性,以此改變社會對儒家道統思想的認識。范仲淹重視經世致用,主張把儒家道統思想運用到國家治理和經濟發展中。這對於現今社會的快節奏經濟時代來説,亦是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其次,范仲淹還鼓勵青年人追求功名以實現人生價值。“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於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乖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

他反對道家不近功名的做法,“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他認為士人追求功名,以此報效國家,成為忠臣烈士是極為榮耀之事。

這與孟子的憂民思想,張載的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着相似的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這是激勵歷代文人志士、熱血青年勇往直前,報效祖國的至理名言。這樣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對於現代社會青年人仍然是一種激勵和鼓舞。

奮鬥和報效祖國是每個時代不變的主題,也是每一代人不變的初心和使命。在物質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范仲淹這一思想更是對青年人的警醒,時刻提醒着人們不要貪圖享樂,要拼搏進取,胸懷祖國,擁有“慨然有益天下之心”。

三、總結

時至今日,范仲淹的道統思想仍能為時所用,其中仁義思想在政治上的運用和對社會管理的借鑑意義在當今社會也很有啟示作用。范仲淹主張學習儒家典籍的主張,同現代社會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時代任務相契合。

學以致用的觀點也是現今社會追求利益和實用的要求,其次“以天下為己任”和“上以宗廟為憂下以生靈為念”的偉大政治抱負和理想至今也是宋代以後諸多青年的勵志名言,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奮發努力

范仲淹的憂樂觀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對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思 想的繼承和發展他不受個人榮辱、悲喜的侷限,用具體的行動體現憂國憂民的情懷,是難能可貴的。

他的這種憂樂觀與當前社會提倡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致的,都是強調以天下為已任,以利為宗旨,值得提倡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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