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答司馬諫議書》是北宋王安石所寫，是給司馬光的回信。後來被收錄入《臨川先生文集》。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熙寧三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
他還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鑑》。
《答司馬諫議書》全文立論的論點是針對司馬光認為新法“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的指責，指出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從而説明變法是正確的。司馬光的攻擊名實不符，全是謬論。文章逐條駁斥司馬光的謬論，揭露出他們保守、腐朽的本質，表示出作者堅持改革，絕不為流言俗語所動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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