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送教上門的人數和比例過多過高。教育部數據顯示，2018－2020年我國送教上門在校生分別為11.64萬人、17.08萬人、20.26萬人，分別佔當年特殊教育在校生總數的17.48％、21.5％、23.0％。送教上門本來只是不得已的補充手段，卻成為殘疾兒童教育安置的主要形式之一，嚴重違背這一制度設計初衷。
二是送教上門的實施標準缺失，送教對象被泛化。現有法律和政策文本均強調保障殘疾兒童受教育權利和評估受教育能力，但教育安置的評估標準缺失，導致很多可以入校的，特別是部分中輕度殘疾、具備自主能力的殘疾兒童被動成為送教上門對象。
三是送教內容不明確、時長過少，送教效果打折扣。各界對送教上門的認識不清晰，或者有所認識但服務能力不足，普遍存在以送關懷、送温暖、送物資代替送教學的現象。送教課程的設置無章可循，課程內容缺乏系統性邏輯性，可利用的課程資源有限，還存在部分送教家庭因條件所限無法利用課程資源。一項對西南地區522名送教上門家庭的調查發現，74.7％的殘疾學生每月僅接受1－2次送教，每次學習時間絕大部分在２小時以內，送教效果不明顯。
四是送教隊伍建設不足。接受送教上門的殘疾學生居住分散、距離遙遠，殘疾類別和程度不一，各方面能力水平差別大，而送教隊伍普遍以特教學校和個別普校的專任教師為主，結構單一、專業水平有限，難以滿足多學科教學和多類別需求。同時送教老師既要付出大量時間和經濟成本，還面臨各種安全風險，卻缺少相應的工資報酬、專業支持和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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