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作為唐代的著名詩人的同時，也是著名的音樂理論家。尤其是他的長詩《琵琶行》集中體現了作者在音樂思想和音樂理論等方面的深厚造詣。《琵琶行》是中國文化界人人皆知的名篇。詩中雖有較濃重的感傷意味，詩人一方面表達了對“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的琵琶女的悲慘命運的同情，同時也寄託了對自己遭貶的悒鬱、憤懣之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流傳千年的詩句，將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緊緊地聯繫在一起。這首詩敍述層次分明，描寫細緻生動，比喻新穎精妙如對琵琶聲的描寫，被歷代文人所稱頌，表明詩語言確實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在這一曲隱喻很強的音樂演奏裏，彈者滿懷淒涼，沉落江湖，孤身空船邀者情殷，聽者入港夜江寂靜，秋月如鑑，都在綿綿不盡的餘韻之中。它真實地把讀者引入了音樂所展示的意境之中，使人如聞其聲，甚至似乎都有親臨其境之感了。
一首好詩的魅力在於，使你的視覺和聽覺都愜意起來，並且使心靈搖撼和波動起來。白居易的《琵琶行》裏，寫琵琶女彈奏的情節是形象和聲音具佳的典型。人們讀了這段詩之後，不得不承認，既彷彿看到了一個憂心愁容的琵琶女的形象，又聽到了悦耳的令人心醉的琵琶樂曲。我們不難看出，《琵琶行》不僅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不朽的藝術性，更重要的是通過詩歌我們還可以看到白居易對樂器的性能、演奏的方法、音響的效果等方面精闢的見解，是我們研究唐代音樂的重要文獻。白居易非常喜歡音樂，同時也懂得欣賞音樂，而且還會親自彈琴。他有兩部著作《與元九書》和《論禮樂》集中體現了他的音樂思想。
首先白居易認為音樂是現實政治的反映。他在《策林》六十四中説:“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集中表達了音樂是政治的體現。他又在《策林》六十九中説:“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以情，然後興于嗟歎，而形於詩歌矣”。作者認為音樂的產生是“事”刺激人的感情的結果，而“事”就是與國家和人民有關的重大社會事件，也就是現實政治的具體體現。白居易説:“唯歌生民病”，體現了作者主張歌曲應當描寫人民的痛苦和指責現實政治的弊病。這種見解在當時來説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和進步意義，極其難能可貴。
由此，他從音樂與政治的關係提出要改善政治，在《策林》六十四中他又説“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他同時對那些主張取消民間音樂和專復“古器古曲”的極端復古派痛加批駁，他説“臣故以為銷鄭衞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作者認為樂器只是發音的工具，而樂曲才是音樂思維所要表達的形象。
白居易特別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所以他也不贊成以唐玄宗為代表的最高統治者大搞民間音樂，白居易認為大搞民間音樂會增加人民負擔。他説:“故臣以為諧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歡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他的這種強調改善政治，反對極端復古，反對統治階級過分的音樂享受是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於民間音樂的發展。
在音樂的教育作用和作品的階級標準問題上，白居易繼承了儒家的觀點。他認為“聲”對人有很強的感染力，他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他認為“和人心，厚風俗”才是音樂的根本目的。他在音樂美學方面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説:“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聲。”他明確提出了歌唱藝術的“聲”(聲音美)“情”(思想感情)兼備的原則。他反對當時流行的脱離作品的具體內容而去追求聲音美的形式主義觀點，這種美學思想對於今天來説仍然有借鑑意義。
但是白居易作為一個封建的士大夫和文人，他的音樂觀點仍然是從鞏固封建統治出發的。所以他提出“歌詩合為事而作”與“惟歌生民病”的口號，其目的無非是幫助統治者更好地進行統治。他另一方面的侷限性在於一方面極力反對復古派的謬論，又極力推崇古樂，並要求“少抑鄭聲”限制民間音樂的發展。而他在音樂思想方面最大的偏頗的觀點是反對少數民族音樂和外國音樂，是極其不可取的。
提到白居易，我們首先是把他當作一個具有較高成就的詩人來研究的，而研究其音樂思想，也有助於從另一個角度去全面和綜合地去了解和研究其文學、政治和藝術的觀點，從而達到對白居易的研究更加客觀和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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